吕冰洋告诉记者，2000年之后，专项转移支付曾经占比较高，多在30%~40%之间，甚至一度达到44%左右的高位。专项转移支付自然有其优势，但弊端同样明显。“各个部门对口管理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导致资金使用管理碎片化，容易发生‘跑冒滴漏’。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按照项目分配，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在上下级信息不对称较为明显的情况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损失。”

　　报道提到，以前对犯罪行为所得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中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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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2017年12月，围绕一起林业纠纷行政案件，广东韶关市市长殷焕明出庭应诉。去年11月27日，贵州遵义市中院审理“遵义市红花岗区舟水桥街道办事处红舟村村委会、红舟村舟水组诉遵义市人民政府、遵义市国土资源局土地使用权登记”案件，遵义市市长魏树旺和遵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杨永华，作为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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