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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自给率也并非衡量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便是财政质量，即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如果罚款等非税收入占比较高，也很难说明是‘财政健康’。”他认为，鉴于地方财政自给率同时受到财政制度设计与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财政质量可能是衡量财政健康程度更重要的指标。

　　显然，地方政府收入增长、收支矛盾缓解与经济运行状况紧密相连，在经济持续回升前景仍不明朗的当下，地方政府也难言收支矛盾缓解，对于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仍将持续，这也是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创下纪录的重要原因。

　　“排除合理怀疑不代表排除一切怀疑，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即达到了此类犯罪、此种情形的证明标准。”后来官方支持、采纳了这一观点。

　　办案人员还通过综合比对民事诉讼相关证据规定，进一步提出：运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违法财产认定只需要取得“优势证据”即可认定。

　　虽然说丁肇中的每次实验都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在历次反对中，AMS遇到的阻力最大，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难度，丁肇中自己曾总结：“这是他做过的最复杂、技术上最具挑战性的实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过于大胆的实验构想：将磁谱仪送入太空，在丁肇中之前，从没有人敢这么想过。

　　王贻芳解释说，丁肇中当时认为，地面宇宙线实验有相当多困难，因为宇宙线有质量，进入地球后会被大气层吸收，地面实验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模型反推，不太容易得出可靠、定量的科学结论。太空虽然在技术上难度很高，但测量精度很高，所以在地面和太空间，他选择了太空。

　　一直以来，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对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保持双方各层级间的沟通高度重视。另一位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表示，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军事力量，中美两军关系保持稳定事关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尤其当前中美一线部队会频繁接触，两军高层会晤不仅是战略上的沟通，对一线部队的危机管控也有积极意义。这位专家直言，但现在美方一边侵犯中方的利益，一边要求中方维护其利益，对此，中国不能不表明立场和态度。“如果美国不能端正态度，本着解决问题来进行高层会晤，则根本没有会晤的必要。”

　　一位离任检察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检察实务的角度看，任润厚案为同类案件处理树立了标杆，该案件还表明，以逃匿或自杀方式来保全财产已经不可能了。

　　5月11日，江苏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全省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检察工作情况并发布4起典型案例。其中1个案例是任润厚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没收案。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周方银1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澳关系当前的改善来之不易，双方都希望把这个势头保持住。中国的经济价值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澳大利亚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它需要一个大的工业国才能产生足够的需求，除了中国它很难再找到一个如此契合的贸易伙伴。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陈弘表示，相较以往，中澳双方现在无论是部长级的对话，还是民间互动，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和改善，这是喜人的迹象。但我们希望澳方不要把解决中澳之间的经贸争议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无意把经贸作为一种条件或障碍，始终认为经贸关系是中澳关系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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