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上午，为期两天的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东京明治大学拉开帷幕，来自中、日、美、法、德等国的学者、律师、媒体界人士及普通民众数百人，就战争责任、战争赔偿等问题展开讨论。图为研讨会开始前，全体与会者为战争死难者默哀。

     在十五日于东京开幕的“南京事件七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吉田裕和能川元一对南京大屠杀的产生背景、战后日军对其保持沉默的社会构造进行了分析，称日军特质导致了暴行的产生，战后日本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又令老兵独自承受精神煎熬。

    两位学者首先指出，南京大屠杀中表现出的日军放火、强奸、嗜杀等侵略行径的常态化不能用连续激烈的战斗导致人的情感麻痹、习惯性杀人和由于战友牺牲而产生的复仇情绪等一般战争心理进行解释，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军“非人性化教育”、森严等级秩序下上级对下级人格的否定、战斗至上主义指导下的对士兵补给和卫生、休养等要求的轻视。

    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日军对士兵采取了“非人性教育”，认为只有在“私下制裁”名义下通过暴力手段(含精神侮辱)才能打造出坚强的部队。在军内森严的等级秩序中，上级对下级的人格进行否定、人性进行压抑，而士兵积攒在心中的抑郁在战争中转化为对弱者的欺凌，也就是对中国没有战斗力的普通民众的杀戮。

    在战争之初，指挥者向士兵保证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战争爆发后日军却遭到了中国军民的激烈抵抗，士兵在绝望中产生报复心理，加上先头部队很快就失去了补给保障，战争犯罪由此产生。此外，军官对下级犯罪行径的默许和充斥于报纸上的煽动性报道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吉田裕等同时指出，战中罪行在战后不仅对受害者，对作为加害者的老兵也造成了深重的心理伤害。一项调查显示，三百七十四名接受访问的老兵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百分之百，其中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有抑郁症，超过百分之十的人曾有自杀念头。但日本战后的非战政治文化令整个社会对战争、军队都有很深的忌讳，使得老兵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团体。这一状况则进一步加重其精神负担。

    两位学者认为，通过对南京大屠杀中残暴行径的科学分析有助于人们对战争犯罪的理解，增进日本社会对日军罪行的认知。

    据悉，吉田裕为一桥大学日本近现代史教授，曾著有《天皇军队与南京事件——另一部日中战争史》、《日本军队——士兵们的近代史》、《日本人的战争观——战后的变迁》等专著。能川元一为神户学院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哲学、伦理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