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大事记

　　1956年 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1957年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各外贸公司在广州举办了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58年 会址迁至今侨光路2号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达1.5亿美元。

　　1959年 会址迁至起义路陈列馆，面积达4万平方米，是侨光路陈列馆的2.7倍。

　　1967年 周总理视察春交会，并做群众组织工作，保证了交易会顺利召开。

　　1972年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1972年春交会应邀到会美商有42人，这是中美贸易中断二十多年后美商首次到会。

　　1974年 第三次搬迁至现在的流花路新建的广交会大院。展馆正面镶有郭沫若先生手书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80年 广交会开始了对台贸易。

　　1983年 中外合资企业首次到会开展出口成交业务。

　　1984年~1985年广交会分别获得意大利“国际墨丘利金奖”、西班牙“国际贸易奖”。美国副总统布什参观1985年秋交会。

　　1986 年 广交会斥资6000多万元对展馆进行系统改造。举行了60届庆祝活动。

　　1989年 一年两届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108.9亿美元。会期由20天改为15天。新增设了经济特区交易团。

　　1993年 实行主要由“省市组团，按团设馆”的改革，共设45个交易团，试办轻纺交易会。　

　　1994年 广交会开始按“省市组团，商会组馆，馆团结合，行业布展”的方案组展。设六大行业馆。　

　　1996年 广交会加大了招商力度，邀请国外知名工商贸易团体和高层贸易代表赴会。　

　　1999年 获外经贸部授予自营进出口权的私营企业首次亮出自己的牌子走上前台。　　

　　2000年 广交会会期由15天改为12天；到会客商突破10万人。

　　2001年 春交会到会客商超过11万人；成交金额达158亿美元；广交会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

　　2002年 从第91届开始，改为一届两期，每期六天，两期内将间隔四日；同时，将参展的商品分类，安排在两个时段中分别展出。

　　广交会50年、100届纪念专题

　　“中国第一展”百届知天命

　　或许是特定的历史政策和珠三角丰厚的商业沉淀，给予了广交会绵绵不绝的滋养，令其成长为今天外贸第一盛会。就如它所在的城市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外贸史一样，百届广交会也见证了新中国的外贸史。但当“一口通商”已成往事、贸易全球化之风遍吹每个角落的今天，广交会已经不得不面对角色转换和重新定位的尴尬。“天时”已逝，广交会需要一场彻底的“洗心革面”来赋予自己新的生命力。50知天命，广交会到了自省和自新的时刻了。

　　解惑

　　广交会面临重大变革

　　上世纪90年代末，先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展览业蓬勃发展，再带动其他地区展览的发展，广交会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体制灵活的展览会冲击着广交会的地位。

　　向来只重一个“出”字的广交会在百届盛典的关头传出改名的声音。“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将易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字之差却标志着历史性的飞跃。

　　2006年3月，一个名为“战略发展研究部”的部门在广交会内部成立。这个信息透露出的意思不言而喻：历经50载春秋的广交会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头。

　　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广交会内部都在紧锣密鼓地讨论今后的战略规划问题。而在百届盛典之后，这些形成方案的计划将逐渐付诸实施。

　　大企业流失 专业展围攻

　　广交会的危机感从2002年开始逐渐被放大。先是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缺席广交会，接着，长虹、康佳、TCL等家电巨头相继缺席，广交会对外贸行业一直树立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

　　很多人并不把广交会和一般的展览会议相提并论，原因在于50年前，广交会的缘起承载着国家外贸出口的使命。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其身上“指派”和“分配”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其肩上“国家商务部”的牌子也被人们视为“中央级展会”。

　　但是，广交会内部也明白这种“靠山吃山”的方式不能让它稳坐“中国第一展”的位置，家电行业的缺席已经是一个危险的前兆，差不多同期举办的深圳高交会也逐渐扩大部级举办单位的阵容，广交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泽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家电企业离开的原因在于，海尔等大型企业已经不再把广交会作为出口产品的主渠道,实际上这些企业利用广交会这个渠道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建立了自己的出口渠道。

　　不光是家电企业，对于大型的进出口企业来说，自建渠道已经是件非常普通的事情。除了渠道的改变，专业性展会的增加也是广交会的担心所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广交会开展的半个月，在珠三角各地同时办展的就超过15场。除了广州市内及郊区，其他展览主要集中在深圳、东莞、珠海、顺德等地，“分展场”多是设置了例如纺织、机械、工艺品等专业展会。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珠三角地区与广州相隔不过一两个小时，有更多需求的买家便会利用空隙时间前往观展，这些搭顺风车的展会由此受益。

　　广交会主任胡楚生坦言，各种展会“对历史悠久的广交会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

　　广州会展产业研究所所长刘松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交会的体制决定了它在运作方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展位的分配体制使周边的展览有空子可钻。

　　随着WTO的进程，中国企业对外经贸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增加，广交会不再是唯一能与外商沟通的渠道，各种专业展的激烈竞争也在分薄广交会这样综合展会的客人。

　　不要说上世纪60~7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广交会的地位也是无可匹敌的。90年代初，中国展览业才悄然兴起，没有谁能和广交会同台竞争。但是到了90年代末，先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展览业蓬勃发展，再带动其他地区展览的发展，广交会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被打破，越来越多体制灵活的展览会冲击着广交会的地位。

　　“计划展位”与“市场经济”的冲突

　　在广交会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总经理陈八荣眼里，广交会的“出身”不同寻常。陈坦言：“广交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转型有个过程。但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战略规划出台，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公布。”

　　陈八荣所指的“计划经济色彩”，有一部分指的是广交会的展位分配体制。

　　和一般的展览会自行购买不同的是，广交会的展位是由国家商务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各个省份和商业协会皆有一定指标，再继续分发到各个地市。由于展位并不是灵活自由买卖，而是要靠分配制度，展位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种分配体制能长期维系的原因，包括每届数量庞大的“观展团”。海内外的商会都组团前来观摩交易，这对于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每年接单的最好机会。所以在50年前的“锁关”年代，到80~90年代，广交会仍然是大部分企业出口签单的主要途径。

　　对此，业内一直有声音表示广交会的改革应先从展位分配制度开始，但是这一建议在广交会内部一直不被采纳。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向媒体表示，广交会不会考虑采取像香港贸发局那样纯粹市场化运作的会展经济模式。原因在于“它要担负起实施国家出口导向战略的责任。这一特殊定位，在现阶段及以后若干年内，都不会改变。”

　　所以，每一年，打击倒买倒卖展位都是广交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交会永远是中小企业想挤进来的狂欢盛会，展位倒买倒卖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位展览企业的职业经理说，如果确定“出价高者得”的原则，黑市交易就不容易发生，但广交会做不到。他们要考虑支持西部开发，考虑到支持中小企业等国家政策，并依据这些国家政策，搞平衡。“如果广交会能够严格控制价格和展位炒卖等问题，相信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

　　不过，广交会在1月底发布的《分配性和招展性展位申请与安排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已经开始对参加第99届的各家企业进行考核测评。广交会希望这些措施能使希望进入广交会的商家能有“平等对待”的感觉，抹去一些计划安排的色彩。

　　但在一些商家看来，这些评选起到的作用并不大。他们认为招展性的展位应该要有扩大的趋势，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改革分三步走

　　对于改革，之前最受关注的是“一期一展”改为“一期两展”。由于展馆和展位所限，当时的广交会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境地。所以，第91届春交会把展览按行业每届分成两期，对展区设置和展品分类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这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较为明显的改变，而改革的后续部署正陆续到来。

　　例如今年正值百届广交会之际，“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易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被提上议程，虽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非同寻常。

　　陈八荣告诉记者，现在是外贸主体多元化，以前注重“出口”的功能是因为要扩大出口外汇。但如今发生了转变，而且进口商品类别比以前丰富了很多。另外，参展商方面的调整也是势在必行。陈告诉记者，“目前只是中国企业参展，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将来可能会邀请国外企业参展广交会。”

　　据其内部人士透露，其实早在2002年，广交会就曾召开了业务探讨会，首次讨论了港澳台、国外企业参展广交会的可行性，并探讨了如何由综合性向专业化过渡等问题，但结果未定。

　　“过去是综合展，现在向专业布展方向发展这是必然的趋势”。陈八荣肯定地告诉了记者广交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专业化转化是广交会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当世界各国展会都在趋向专业性，广交会大批参展商流往各类专业展会时，广交会决定开始向专业性靠拢。”

　　陈八荣说，从市场化角度来看，主要是争取一些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参展；广交会要在服务系统与服务功能上下工夫，将借助国际先进组织、运用现代科技，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来提高服务水平。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泽炎认为，从国际知名展会的发展来看，定位是关键，“像广交会这样已经做大的、有较高知名度的展会，需要引进国际资源，促使其进一步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向顶级的品牌展会发展。”

　　事实上，十多年来广交会的运作模式一直在向国际化靠拢，以适应新情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参展商结构在不断变化，决定着企业结构也在不断变化，虽然一些大企业退出了广交会，但仍有一些新兴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这个渠道。”陈八荣说，广交会培养的一些中、小企业如今已发展成为大企业，可以说广交会是中、小企业的孵化器。

　　方向选择何以“进”字当头

　　广交会全称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已经持续用了100届。而在本月15日，百届的庆典大幕掀开之时，酝酿已久的“改名”事宜却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对此，广交会副主任、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总经理陈八荣表示，“广交会改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具体事宜已研究很久。”

　　国家经济战略：平衡进出口和外汇收支

　　据海关总署最新统计，今年8月我国实现贸易顺差188亿美元，再创月度贸易顺差新高，1~8月累计实现贸易顺差946.5亿美元。

　　但这些数字带来的不是惊喜，高额外贸顺差给贸易摩擦、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已经足以让中国的经济官员挠头。

　　“也正是考虑到贸易顺差和贸易壁垒等原因，广交会才考虑改名的。因为广交会是由商务部主办的展会，是中国对外的窗口，应该为改变这种现状出把力。”广交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周世俭认为，外贸进、出口是个整体，以前需要出口创汇，所以重视出口，但目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外汇缺口已经彻底消除，现在的形式需要进口来平衡。从世界来讲，大量的进口同样能带动世界贸易的发展，如美国目前的进口额占全球的16%，而中国目前也是贸易大国，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日本。但中国2005年的进口额为660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1994年的进口额水平。

　　而一向关注广交会的商务部研究专家梅新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规模过高导致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并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政策取向必然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广交会改名，也是正当其时。

　　所以，业内人士认为，广交会如果选择目前这一时期改名，将会给世界一个说明：中国也很重视进口。

　　外贸主体多元化导致改变

　　事实上，广交会在最初诞生之时也是具有进口功能的，在上世纪80年代前，每年都有进口的统计数据，但之后慢慢消失。

　　因为那时的进出口权是由专业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的，进口商品类别相对集中、单一。由于当时还是以外贸出口为导向，广交会也逐步改为专攻出口。

　　周世俭表示，现在是外贸主体多元化，进口商品类别也比以前丰富，建议可以搞一个集中的进口交易会馆，加上广交会用易名的方式强调这一改变，无疑会成为扩大进口的渠道之一。

　　对于广交会如何增加进口功能，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泽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总的来说，改名是很好的，但广交会目前向专业化展会发展，如果实行进出口两馆两期，作为进口的展览会，‘你要展什么东西’，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竞争是切实存在的。目前国内凡是成型的展览都是以进口为主，比如汽车、纺织、工程机械等资本货物这类都是有专业展存在的；而中国最需要进口的技术性产品，综合展是无法体现到位的，因为广交会出口的产品是以中、小设备，家电、五金工具及轻工类产品为主的产品。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大的参展吸引来中国，如何引进技术性含量高的产品来展出，怎么充分体现“进”字，进口拿什么作为载体，是个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钩沉

　　“上帝为中国留下一扇窗”

　　“上帝对中国关了门，却开了一扇窗，这扇窗就是广交会。”

　　这段形象的比喻缘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广交会担负起出口创汇的使命。

　　50年来中国经济脉动的轨迹，都能从广交会的发展历程中寻觅到。从1957年的春天到2006年10月秋季，整整100届的广交会书写了新中国对外贸易史。

　　何不办个大的？

　　1951年秋，广州举办“华南土特产交流会”，首届广交会秘书长、现已93岁高龄的外贸老人严亦峻回忆说，那时港澳、东南亚商人络绎不绝。到了1955年秋至1956年春，广东省外贸系统前后举行了三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每次交流会均成交上千万美元。

　　“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的？”1956年6月中旬，严亦峻大胆向外贸部提出建议：借鉴国外大型展览会形式，吸取中国传统庙会和集市的经验，是年9月或10月在广州举办一次大型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从1957年4月15日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每年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

　　第一届的广交会共展出12000多种商品，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1200人次参会。广州原中苏友谊馆成为展馆，广交会一炮打响。

　　交易员时代

　　广交会原办公室主任邓仰尧说，当时外商和中国做生意，主要还是通过广交会。

　　1978年以前属于外贸统制专营时期，当时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

　　广州轻出集团总经理郭建华仍然记得，计划经济年代里，广交会由专业外贸公司组团。“那时候不分企业、无所谓品牌，开会前一两个月大家就忙开了，忙着组织并上报货源，协调确定价格。开展后，各省都以商定的价格与外商洽谈，几乎不存在价格波动。”

　　这种“民间贸易”，在计划经济年代是“以产定销”，也就是商家销售什么产品，客户就只能拿什么产品，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郭建华说，那时的贸易在购买产品的数量上也是由商家说了算。客户需要多少货品，都要提前把订单交到商家的手里，由商家去统筹安排。

　　从现在市场经济的背景来看，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不过，许多外国客商也“入乡随俗”，顺应了中国的这种做贸易的习惯，更甚者还学会看交易员的脸色，因为“以产定销”，有些交易员比采购商还“牛气”。

　　但这种单一的模式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也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

　　“减政放权”与“产销结合”

　　计划经济年代的外贸，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广交会逐渐实行“产销结合”，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

　　1984 年1 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 年1 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 %的留成外汇；1984 年1 月，明确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这些变化都体现在当年的广交会上。

　　1984 年9 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

　　另外，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和国际上竞争格局的逐步形成，市场也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外贸领域开始打破行政“条块”，地方外贸公司自负盈亏，外贸领域进入竞争年代。

　　根据公开的数据，自1979 年下半年至1987 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 多家，比1979 年增加了11 倍多。

　　一出一进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和“三资”企业的兴办，陆续组建了一批新的交易团参加大会。

　　由于从1988 年起，国家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并且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这种改变对广交会的企业来说也影响巨大，刺激了外贸企业的积极性。截至1996 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1.2 万多家( 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5000 多家)，比1987年增加了4倍多。

　　1996年秋，第80届广交会还开办了“在线广交会”，外贸企业利用网络与国内外商家开拓业务，电子商务成为带动国际贸易的一块。

　　到了2006年第100届广交会，更有消息表示往后将加入“进口商品”的展馆。如此看来，广交会所承担的“出口”任务将有大的改变，这些都让人拭目以待。

　　广交会的布展变化与“政治晴雨”

　　1980年春交会，来自海内外的宾客发现，展馆楼顶那两条巨型霓虹灯政治标语不见了。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展馆序幕大厅的马恩列斯、毛泽东、华国锋画像也悄然消失。

　　这一年，中央对广交会的宣传工作提出“不搞形式主义”，展馆内外所有的政治性标语都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至此，已历经24年风雨的广交会与政治形式彻底无关。但在之前的24年间，“突出政治性”始终是广交会的主旋律。

　　在广交会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广交会美工李仁杰退休。出门时，她望着楼顶的户外广告变成了贵州茅台(188.58,9.77,5.46%)和青岛啤酒，内心感慨万千，站立良久。

　　曾经一度，在某一年的秋交会里，场馆内的“语录”牌多达2000多幅。还有400多幅的领袖画像。这场交易盛会也同时记载了新中国50年的政治风云变化。

　　1958年：宣传加入“政治性”要求

　　“1957年的时候，广交会要求商品性和艺术性结合，到了1958年，就加入了‘政治性’的要求。到1959年，要求对仿造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型包装的商标不予征集和展出。”

　　现年72岁的李仁杰女士早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是我国自办油画研究班的第一位女研究生。回忆起往事，李老的记忆依然很清晰。

　　“那时刚好碰上文革，要自己搞点创作都受限制。当时在学院的老师都要下乡，所以我放弃学院任教的工作，来广交会当美工。”

　　1966年“文革”开始时，语录和标语就成了整个广交会最常见的“装饰”。因为宣传工作上要求时时处处事事体现毛泽东思想，1966年秋交会的时候，广交会展馆内就有2673幅大大小小的语录牌、标语牌和445幅领袖的画像、照片。

　　“‘文革’十年，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广交会的首要任务”。

　　1966年：严格审查导致诸多工艺品停产

　　文革开始的时候，广交会还成立了大会展卖品审查小组，对672个出口商标逐一审查，分类批展。

　　当时，有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等“四旧”内容的工艺品一律不能展出，使得展品从3万多种下降到两万多种。

　　由于对展品的限制过分严格，李老说，这间接影响到了很多工艺品的生产。例如，梅兰菊竹、亭台楼阁、古代人物、八仙八怪、观音罗汉、福禄寿喜、龙风鸳鸯等传统题材的产品都陷入争议之中，受此影响，当时工艺美术行业有1/3转业，有500年历史的烧瓷行业停产。

　　到1974年“右倾回潮”，展品又继续组织审查。当时广交会门口挂着宫灯，上面马上下令取消。纺织馆中心台上有一幅《草原雄风》也说要取消，原因是上面有三只老虎，和林彪的“彪”字有暗示的意思。再接着，连狮子、老虎绣品、广东的刺绣品有“蝶恋花”字样的也不能展出。

　　说到这，李老特别提到了周总理。李老说，1966年秋，有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周恩来在座谈会上指出，风景图片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的我们换回外汇，也是间接为革命服务”。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到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可谓临危救急。

　　“文革”后： “红宝书馆”变“书刊邮票馆”

　　早期的广交会，设有红宝书馆。这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产物，特别是给外国客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李老回忆，1961年的时候，原外贸部希望国际书店等非外贸单位参加过早期的广交会也来参加。在“文革”期间，图书展馆陈列了几十个国家语言的毛主席著作。据记载，那时馆里还放有29种译本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当时的展位在8楼中间位置，1967年时叫‘书籍馆’，到1968年秋交会时‘书籍馆’改名为‘红宝书馆’。”

　　1966年～1968年的两年半中，中国已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毛主席著作共2400万册，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发行总量的5倍以上。

　　1970年后又改名为“毛主席著作馆”，当时馆内陈列着十几个国家语言的毛主席著作。1971年又改成马恩列斯著作馆。到以后政治降温的时候就变成了书刊馆和邮票馆。

　　1980年：领袖画像改为迎宾花篮

　　除了展馆的变化，序幕大厅也是政治降温的窗口。

　　在大厅中间，最开始也放的是毛主席像，两边写有两条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1971年春交会，这两条标语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

　　到了1980年的春交会，由于开始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也取消了，领导人的画像就变成了一个迎宾花篮。但是，花篮也不能总是成为主角。画什么既要跟上时代节奏，又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李老偕同她的美工团队们一直都在思考。

　　“后来画的是‘山河颂’。共有64米长、6米高，是当时最大的一幅壁画。”李老说，当时正逢全国第六届美术展展出，她还代表广东省美协参加壁画座谈会。因为当时国内壁画很少，“山河颂”也算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李仁杰回忆，1974年广交会馆搬到流花路这边后，就在展馆顶部放置了50多米长的霓虹灯标语，内容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也是当时广州市最大的霓虹灯标语。

　　随后，上面开始下发文件说，每个展馆内起码要有1条标语，但不能超过3条，这说明“文革”已经开始降温了。

　　1978年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有两年，广交会南广场的语录墙就被拆掉了。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之后，整个展馆的语录压缩到12条，展馆周围放了50幅商品广告路牌，分给各个外贸总公司。再到后来，展馆顶部50多米长的标语取消了，馆内也完全没有政治性标语了。

　　外国人眼中的广交往事

　　来中国要穿中山装

　　上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还没有和中国建交，当时中国对外国人到中国参展的控制相当严格。直到1970年，新加坡官方人士带团来参加广交会，新加坡中国商会的前会长李金元才有幸随团前往，实现了他十年来的梦想。

　　李告诉记者，第一次到中国来，令他感觉非常有趣的是着装。当时他们从香港到深圳，要从罗湖过深圳海关时，解放军要检查他们的着装，第一次没有经验，多数参展商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解放军要求打领带的参展商必须将领带取下才能过关，而港澳同胞就比较有经验，一般都穿着中山装。以后他再次到广交会参展一般都不忘穿普通的风衣来中国，以免尴尬。

　　住宾馆也要挂蚊帐睡觉

　　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和日本两国还没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所以只能通过民间友好贸易的发展，促进两国贸易经济合作。广交会就是唯一的途径。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庆雄清楚地记得，日本到广交会参展的规模从40人开始，到现在每届已经有6000多人。当时到广州来参展，入境和办签证都经过香港再由深圳到广州，到了广州之后，中田庆雄住过的爱群饭店、五羊饭店(即现在的东方宾馆(9.49,0.01,0.11%))、广州宾馆和交易会场还没有空调，晚上还要挂着蚊帐睡觉。

　　谈合同前要背红宝书

　　李金元回忆，当时的中国比较严谨，来参展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如日本和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参加广交会的参展商必须学习毛主席语录，并要求背诵流畅，才能入馆洽谈生意，否则生意也无法谈。

　　“我当时年轻，所以很快背过了语录，就能入馆谈生意了。”李向记者炫耀，并饶有兴趣地唱了一小段当时的流行歌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11.20,0.20,1.82%)。”

　　“只要通过了政治思想的考察，很快就签了合同。”李感叹当时的生意真的很好做，有固定的代理商，价格也容易洽谈；吃、住也非常便宜：东方宾馆一天的住宿费仅需40元人民币，请客吃饭100元足矣。

　　当然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打车只能在宾馆门口；吃饭需要先和宾馆定餐并且需要粮票和外汇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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